IDF·观点 | 原一男：创作的前提是自由
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estival（简称“IDF”） 是由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与中国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国际专业纪录片盛会。大会以“I Documentary Fact，我纪录事实”为学术宣言，倡导纪录片回到真实本源，回归人文关怀的正能量价值观，是集纪录片评优、创投、论坛、工作坊于一体的高品质、小而精的纪录片学术平台。第二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已于2018年10月18日（周四）至20日（周六）在杭州西子湖畔中国美术学院举行。
原一男 （Kazuo Hara），享有日本“鬼才导演”美誉的著名纪录片导演，代表作品有《浩荡的神军》《全身小说家》《日本国VS泉南石棉村》等。
1987年《浩荡的神军》获得了1988年蓝丝带奖最佳导演奖、日本电影导演协会新人奖。1994年纪录片《全身小说家》第六十八届电影旬报奖、第四十九届每日映画赏最佳影片。1998年受邀成为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的客座教授。2016年纪录片《日本国VS泉南石棉村》获得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市民奖、釜山国际电影节韩国企业文化艺术赞助奖、东京FILMEX国际电影节观众奖。
2018年10月，原一男先生作为第二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D20 提名”评优单元入围影片《日本国VS泉南石棉村》的导演，接受了组委会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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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一男访谈视频
时长 | 5′37″
“创作的前提是自由”
——原一男访谈录
Q
相较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可能趋向保守。您有感到创作背景和观众反应在变化吗？
A
嗯......70 年代，我还是个年轻人。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日本学生发动了"全学共斗会议"（简称全共斗运动）。受运动影响的学生非常多，我就是其中一个。那时，受"全共斗世代"影响的一般年轻人，都是为了变革而生的。变革，就是有着强烈的意识来改变表象、生存方式的时代。但是 70 年代后，直到 80、90 年代以及 2000 年，当权者战败后关心构筑经济繁荣，这无可厚非。然而 70 年代达到峰值后，稍微下降一点。在经济下滑的时代，当权者有着改变日本的能力。改变成什么样，那要从日本战前说起。虽然昭和 20 年日本战败后出台了和平宪法，但也开始出现政治家、当权者想回到和平宪法之前——日本在亚洲发动战争、侵略大陆的时代，也就是希望和平宪法不存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内容自然改变了。在记录时代的时代大环境的表现中，我也发现年轻一代也随着时代改变了。说回战后，的确改变了很多。战后的日本非常压抑，尽管向往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还是一点点被压下去。这样压抑的闭塞感带来了很多问题，最先做出反应的就是年轻人，在 70 年代对当权者有了反抗意识。70 年代后，政治权力越来越强。比起与权力斗争，人民更倾向于避开对抗权力、怀着将来平和富足的心态生活。斗争意味着受伤。（所以他们）讨厌受伤害，非常在意眼前的和平。虽然很不可思议，但是年轻人向往着虚假和平（日语：似非平和）的状态，不希望当下的"幸福"被打破的意识越来越强了。所以，对于我们这些 70 年代过来的人，现在的年轻人非常保守。我觉得他们怀抱的是"保守些比较好"的危机感。这么说，能明白吗？
Q
您一直拍摄关于社会问题的激进的纪录片。近年来有没有什么纪录片让您眼前一亮？
A
如我前面所说的，在这个变化后的时代，虽然纪录片应该自由表现，但过于激烈或先锋是不可以的。这样的年轻人拍摄的作品，一定有着时代的烙印。也就是说，当今的日本纪录片，尽可能地回避关于"斗争"的信息，而大多是关于夫妇和睦、老人晚年幸福的主题。幸福是重要，但这样晚年幸福的保证也不是万全的呀。因此，我对于这种纪录片非常忧虑。很遗憾，这就是目前日本的现状。我真的很焦虑。
Q
对您来说，什么是一部好的纪录片？
A
前辈教给我说，"电影要关心弱者"和"电影要描述人类的感情"。这两句话，让我明白一个道理：电影要表现弱者的喜怒哀乐。描绘这样的感情，是纪录片最大的成功。我是秉持着这个观念创作作品的。比如，我的作品中记录得了癌症的主人公慢慢走向死亡的故事。选择这样的主人公、这样灰暗的主题，能让观者看后觉得"好，加油"、"要振作起来了"、"我要更好更坚强地活下去"、"我要改变我的生活"，那么对我来说就是好的电影。我觉得纪录片就是日本的演歌。演歌是日本鼓舞人心的一种音乐。也有人看了这样的电影不觉得振奋，很不舒服。
Q
您的纪录片的题材非常重要，那么您怎样看纪录片中的作者论呢？您的摄影机的位置在哪里？
A
我的作品是在电影院上映，但我的作品是商品的感觉还是非常弱的。然而制作电影的资金需要依靠商品回笼。这就意味着，我对于我的想法有没有很好的表现没那么自信。虽然这样，比起资金回笼，我还是更重视作品表现自己的生存方式、探索更好的生存方式。所以我的主题都是针对时代的痛点，表现自己思想为主。"我这么想"、"我这么考虑"、"我思考"、"我感受"，这些想法充斥在我的作品中。将想法融入作品时，摄影机就是我的武器。怀着人机合一的强烈欲望，我化身成摄影机，通过摄影机看世界、理解世界，感受世界的生存法则。同时摄影机也通过我的身体理解世界。这是我作品的特征。
Q
您参加了许多纪录片电影节，并屡屡获奖。您认为一个纪录片大会最重要的是什么？
A
参加国际纪录片大会，能看到世界上不同背景、不同状况的人的生存方式，不止是日本。在大会的作品中看到其他不知道的信息、受到各种刺激，这是我很欣喜的。所以，来到电影节，就是互相了解世界各种情况、问题。“现在又发生了什么”、“民众有哪些诉求”、“在这样的世界上，自己是什么”，这些思考议论弥漫在电影节中，是我很喜欢的。所以能够有更多的观众，参与到讨论中来，这是我觉得的好的纪录片大会的形式。
Q
您觉得中国与日本的纪录片有什么不同吗？
A
昨天我提过，70 年代日本的纪录片处于领先地位。但现在和日本相比，中国的年轻纪录片创作者们，远远地领先了。日本的纪录片对于当今世界发生的事情反应有些滞后，要赶紧追上来。中国纪录片的年轻作者，虽然比日本起步晚，但从前辈那里学到了很多。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品中的做法、思考方法、价值观等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对中国的纪录片有着重要影响。美国作为影视帝国，批判精神很强，所以有很多先锋的方法论。向这些人学习的中国年轻作者，做出轻松超过日本的作品，真的很令人羡慕。
Q
您的创作一直立足于本土的社会问题。而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日合拍片和合作，您有可能对中国的题材感兴趣，来拍一部纪录片吗？
A
题材这个词难到我了。如果作为身在中国的外国人，自由拍摄感兴趣的题材、人物，那真有非常多的题材可以激发我的创作欲望。创作的前提是自由。